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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职教育服务“一带一路”国际化人才培养:问题、路径与保障措施

时间:2019-08-21 11:11:11   作者:admin   来源:www.jiaoyulw.com   阅读:488   评论:0
内容摘要:  摘要:“一带一路”倡议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理解、赞同支持和积极参与,国际化人才培养是落实倡议的智力保障。高职教育要主动服务“一带一路”倡议,科学设置服务“一带一路”建设的专业和课程体系,创新人才培养模式,构建国际化人才培养的保障机制,走国际化的合作道路,培养懂国情会交流、懂规则...
  摘要:“一带一路”倡议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理解、赞同支持和积极参与,国际化人才培养是落实倡议的智力保障。高职教育要主动服务“一带一路”倡议,科学设置服务“一带一路”建设的专业和课程体系,创新人才培养模式,构建国际化人才培养的保障机制,走国际化的合作道路,培养懂国情会交流、懂规则会运作、懂技术会管理的国际化技术技能人才。

  关键词:高职教育;“一带一路”;国际化人才;培养

  “一带一路”倡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世界贡献的中国智慧、提供的中国方案之一。共同打造政治互信、经济融合、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、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是我国走出长期的封闭、实行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中国态度,也是我国全方位实施“走出去”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  倡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理解、赞同、支持和积极的参与。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中,大部分国家的工业化水平低于中国,面临着工业化发展的巨大任务。我国一些产能过剩的工业产品——如钢铁、水泥、电力、煤炭等传统重工业产品,纺织、造纸、制革等部分轻工业产品,以及多晶硅、风电设备、船舶等一些新兴产业产品,——正是沿线国家急缺的质优价廉产品,并且与中国“一带一路”、“走出去”合作的重大倡议相符,具备实现双方供需互补、各施所长、各尽所能的良好合作基础。

  但是,中国参与项目建设、中国企业“走出去”多有坎坷,关键是受制于国际化人才的“质”与“量”:“质”是服务“一带一路”国际化人才培养的定位不准,“量”是各层次国际化人才的总量不够和人才结构不合理。

  一、高职教育服务“一带一路”国际化人才培养的问题


  (一)人才定位不准

  “一带一路”倡议要实现政策沟通、设施联通、贸易畅通、资金融通、民心相通“五通”,而“一带一路”国家的“五通”情况有明显的区域特征,发展程度的不均衡导致“五通”差异很大:如东南亚地区在民俗、贸易、金融等方面互通比较容易,中亚地区的优势则是政策沟通和设施联通等方面,而中东欧、南亚各国因各方面基础都相对落后,使得“五通”难度较大。总体而言,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“五通”发展程度不均衡,整体有较大发展空间。

  1.忽视了政治因素的风险。“一带一路”倡议提出了世界经济发展以“构建利益共同体、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”为目标的新理念,与西方发达国家单纯追求“政治+经济”的利益最大化的旧观念不同,冲击着旧的利益格局,使得国际社会出现多种复杂反应。怀疑的有之、拒绝的有之,理解、接受并积极参与的有之,甚至期望值很高的有之,当然,害怕并阻碍的也有之,如以既得利益受损害的形象出现的美国,则推行“亚太再平衡”“重返亚太”“美国优先”等战略打压、对抗“一带一路”倡议。因此,“一带一路”倡议要得到国际社会最广泛的理解、接受和积极的参与,还需要足够的耐心与时间,同时还需要有效地策略指导,防范风险。

  2.忽视了文化适应的风险。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大多是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国家,国家的政治、经济、社会发展不平衡,文化背景迥异。这种文化上的差异使得我国参与建设的项目或“走出去”的企业面临管理、环境、宗教等多方面的风险,有些风险甚至是不可控的,加之我国企业赴海外投资历史较短、项目建设经验有限、风险管控意识弱及投后风险管理机制缺乏,容易产生风险叠加。

  3.忽视了法律差异的风险。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法律体系不同,主要有大陆法系、英美法系及伊斯兰法系,亚、欧、非国家法系差别很大,同时,即使是同一法系内部也因国情不同而不完全相同。各国法律体系完善程度差别大,相当一部分沿线国家还存在法制不健全的情况。各国的法制水平同样差别巨大,在国际法规则下法律、制度的落地存在很大风险。

  综上所述,“一带一路”国际化人才不仅应具有国际视野、通晓国际规则,而且在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中还需要把握合作国家的国情,能够用“国际规则+中国”与“国际规则+合作国”的思维进行换位思考与沟通,并能够以我为主引导合作双方制定“双赢”规则。也就是说,“一带一路”国际化人才的能力,不能简单归结为外语水平+专业知识或专业技能的培养,实际上,核心问题是文化差异问题,具体到能力上则是文化迁移、文化定式和逆文化迁移形态下的跨文化交往能力[1]。

  (二)人才培养的总量不够、结构不合理

  就整体来说,虽然我国全方位实施了四类急需人才培养:拔尖创新人才、国际组织人才、非通用语种人才和国别与区域问题研究人才的培养,但我国出国留学人员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学习。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,2017年,我国出国留学人数为60.84万人,其中在美、英、日、法、加、德的留学生占82.6%,去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的出国留学生比例很低。另一方面,近年来,来我国学习的国外留学人员中,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留学生数量增长明显。2016年,沿线64国在华留学生共20.77万人,主要学习汉语、经济、西医、文学、法学、管理等专业,其中,学习汉语专业的人数占总人数的38.2%。而学历教育中,就读人数最多的学科依次为西医、工科、经济和管理。但从“一带一路”建设的角度来看,国际化人才总量严重短缺,远不能满足我国援建项目或企业“走出去”的需求[2]。

  1.国际化人才有类别、层次要求。“一带一路”倡议“五通”,需要大量具有国际视野、通晓国际规则。具备融会“国际规则与文化”“政治经济与国情”“研发设计与民俗”“项目管理与民风”等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参与能力的高级国际化人才。同时,随着“一带一路”中国项目参与建设、中国企业“走出去”,更需要数以万计的从事一线生产、建设、管理、服务的懂国情会交流、懂规则会运作、懂技术会管理的国际化技术技能人才。这是高职教育服务“一带一路”倡议的基本任务,也是自身发展和“走出去”的重要机遇。

  2.高职教育国际化程度差。我国国际化人才培养主要是通过出国留学,外国学生大量进入我国留学起步相对较晚,高职教育国际化人才培养更是刚起步,还处在低层次的培训上,广泛的、深度的、有针对性的学历层面的教育合作还凤毛麟角。而“一带一路”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以及一线基层操作者和管理者,国际化人才培养严重滞后[3]。

  3.国际化高职人才需求量大、要求高。高职教育国际化人才资源严重短缺,专业设置和课程体系构建与国际化人才培养要求脱节,知识结构单一[4]。不论是对内还是对外的学员,重点都是语言技能性能力的培养,而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文化等人文社科知识缺乏系统化学习。走出国门的产业一线劳动大军或基层操作者和管理者,直接与沿线国家广大的基层人群交往,更需要从中国传统文化背景、当代中国现实状况出发,了解国际通行规则、不同文化之间民俗民风的差异与对策,甚至对政治经济生态的风险有较清晰的认识和判断,以便更好地交流与合作。

  综上所述,国家要加大对国际化人才培养的扶植力度,提高国际化人才的总量,改善人才层次结构。高职教育更要主动服务“一带一路”倡议,

  创新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,在专业设置、课程体系开发、教师教育技术能力提升、机制体制建设等方面融入国际化元素,为“五通”培养国际化人才[5]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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